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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EIS考试研究中心带你回顾讲华语运动40年

2019/11/12

 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AEIS题目呢?AEIS/S-AEIS是中小学生去新加坡留学的必经之路。国内AEIS考试培训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应对考试。下面AEIS考试研究中心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:讲华语运动今年步入40周年,第一任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主席欧进福参与运动的前14年。本文为欧进福记述推广这一运动的过程,及他对华语、华文与华族文化的看法。

  1979年,我还在文化部任职,当时的代部长是王鼎昌。 6月中王部长在与我讨论文化部的事务后,忽然换话题,问我是否熟悉方言。我告诉他,我在厦门街长大,以讲闽南话为主,母亲是潮州人。在兴亚念小学时,同学间多数以闽南话交流;转校到道南念高小时,才开始多用华语。

  王部长接着告诉我,李光耀总理觉得华族方言各社群间,应有一共同语言,也认为方言干扰双语文政策,有意推行一个推广华语的运动,并要他负起这项任务。王部长负责交通与文化两个部门的工作,感到分身乏术,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把这任务做好,问我是否能代劳?

  我考虑后,决定接受这项工作:一来作为一个华校生,当仁不让应该为华社做些事;华社应有一种共同的语言。而且一年多来和王部长合作愉快,作为他的次长,应该为他分忧。同时,我大致上认同李总理的看法:方言广泛的使用,会影响双语文教育政策的推行,加重学生负担。

  接下来几天,就收到一些统计数据、样本调查报告。后来又和王部长两次较深入讨论方言、华语,华文、双语敎育政策,以及推广华语运动的课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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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推广华语运动的筹备

  我直觉上判定,这是任重道远的任务,王部长和我都觉得,这项运动是困难和敏感的。他承诺给予大力的支持。不久,我组织一个公共部门推动讲华语运动的委员会,我任主席,文化部常任秘书郑东发为副主席,委员包括几位文化部官员,以及交通部、敎育部、卫生部、环境发展部、建屋发展局等代表。7月与8月开了几次会,建议首先在各政府部门,实施配合讲华语运动的一些措施。

  我们判断,讲华语运动要有好的开始和继续成功的运作,必须得到华社的工商团体、宗乡会馆、文教组织、工会、媒体、社区等的支持。作为华社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总商会,可起带头作用。所以,我和当年中华总商会会长林继民商谈,建议总商会领头发动民间组织,支持这项运动。此外,我也个别与媒体、几个宗乡会馆和工商组织负责人联系,他们都表示支持这项运动。

  国庆日隔天,我致函给李光耀总理,汇报推广华语运动的筹备工作、方针、活动,民间组织对这项运动的支持,以及他们对方言、华语,双语教育的观点。

  总理对这些计划和措施没有异议,但对方言、华语、华文有些不同的意见。 8月12日,报林俱乐部、星洲日报、南洋商报和海峡时报,联合主办第一个推广讲华语的座谈会,参与座谈会的有邝摄治、高立人、卢绍昌、谢添顺、戴雅龄、张良材,他们以不同的角度讨论这课题,一致认为推广华语是及时和必要的。

  我为座谈会致开幕词,说明推广华语的目标,呼吁大家共同努力,促使华语逐渐代替方言, 成为华社共同语言,也指出方言对学生造成学习语言负担,并强调通过母语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重要性。

  座谈会主席吴德耀敎授总结时指出,这是有历史性、有创举性的座谈会,鼓励大家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推广华语。8月中,林继民宣布组织一个委员会,并出任主席,成员包括商会、文教、工会、媒体的代表,宗旨是鼓励和协调有关团体举办各种活动,配合将推行的讲华语运动。

  讲华语运动正式开始

  1979年9月7日,李光耀总理在大会堂主持讲华语运动的开幕仪式。李总理以英语、华语和闽南语阐明,政府鼓励华社改用华语取代方言的原因。推广华语是项祟高艰巨的任务,这任务是要彻底改变我国华裔长期讲方言的习惯,简化华社讲多种方言的语言环境,以华语取代方言,改善我国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,从而创造有利成功推行双语敎育计划的语言环境。

  李总理也指出,当时虽有两代接受12年华敎的学生,但他们不会讲流利的华语,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有讲方言的习惯。我们如果继续在校外使用方言,华语敎学不可能取得多大进展。因此,华人必须在英语/华语和英语/方言之间作一抉择。

  总理的演讲通过电视现场直播,震撼人心。讲华语运动开幕后,李总理又在电视台以英语、华语,闽南话进一步解释这项运动的意义和目标。

  开幕隔天,公共部门推广华语委员会又召开另一次会议,通过公共部门配合讲华语运动的各种措施。 9月21日,公务员首长兼交通部常任秘书沈基文致函给各政府部门,即日推出一些措施,包括华族公务员柜台服务时和华族公众人士尽量以华语,不用方言交谈;文化部、敎育部负责编纂各有关部门常用的华语词汇和发音;鼓励华族公务员之间,在公共场所如熟食中心,商店和巴士车上,以华语代替方言。

  同时,推广华语秘书处和敎育部联合编制华语会话课程,为不谙华语的公务员开办华语班;也提供录音带鼓励他们学习华语。委员会也决定在各部门调查,确认各部门懂得不同程度华语的公务员人数;并成立工作小组,向委员会定期汇报各措施的进展、遇到的困难、解决方法和提出建议。

  每年讲华语运动开幕那个月,各选区华裔议员、社区领袖会举办各种活动,访问居民,到巴刹、熟食中心和各商店分发宣传品,鼓励华裔各界人士支持讲华语运动。民众联络所开办华语班,大众媒体主办华语热线,刊登华语课程内容及双语短文。这些活动的大目标就是鼓励华人讲华语、学习华语,和在公共场合制造讲华语的环境。

  三种不同的声音

  讲华语运动得到华社广泛支持,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。但也有三种不同的声音:

  一、习惯讲方言者;

  二、受英文教育华裔人士;

  三、非华裔的新加坡人。

  要求讲方言的华人,改用华语为生活语言是非常困难。这关系情感和习惯,须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耐心说服。讲方言群体,包括上年纪者,感情上接受华语是华族文化的一部分,而且是“读书人”(受教育者)的语言。理智上,他们接受、信服李光耀总理的言论:华族需有共同的语言,而且方言加重学习华英双语的负担。为了子孙的敎育和前途,愿意逐渐改変自己的语言习惯,接受讲华语的必要,甚至本身学习一些简单的华语。讲方言华裔接受华语代替本身的方言,是这项运动能够成功的主因。

  一些受英文敎育的华人对讲华语运动也有异议,他们对华语无感、无知,认为华语无用。他们在工作、社交,和政府部门联系,都不需用华语,觉得这项运动多此一举。有些人甚至为懂得英文、英语而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,认为华语是较低层次、没有经济价值的语言。

  要鼓励这些英文敎育者支持讲华语运动不容易,必要从他们孩子的敎育为切入点,让他们认清通过这项运动减轻孩子学习语文的负担,进而掌握双语,提高孩子前途的优势。

  1988年后,讲华语运动逐渐以受英文敎育社群为对象。1988、1990、1991年,讲华语运动鼓励华裔的白领人士、高级公务员,工商界和专业人士,尤其在公共场合,多以华语交谈,以身作则。

  1993年吴作栋总理主持讲华语运动时也提出,华语应该在上层社会广泛使用。

  1994年讲华语运动的主要对象正式转向针对受英文教育的华人。那一年,推广华语委员会主席由受英文敎育的何光平接任,委员会也包括多名来自英文源流的委员。

  在新加坡这多元种族、文化、语言的社会,推广华语运动必然有它的敏感性。非华裔新加坡人针对这项运动有所反应是很自然的。一方面他们质疑这项运动的动机,有些甚至误解、猜疑这运动带有沙文主义的色彩;另一方面,他们担忧自己和孩子因不懂华语而吃亏,或被迫要学习和应用华语。

  文化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非华裔人士,以包容的态度,耐心解释:

  一、 运动只针对华族,和非华族无关;

  二、运动是华族内部语言与教育的问题,从来不涉及种族课题;

  三、华族家庭用语是方言,不同于学校学习的双语,这干扰华裔学生语文的学习;

  四、保证非华族不会被迫去学习华语,他们和子女也不会因不懂华语,在工作、敎育方面吃亏。非华裔的部长、议员、社区领袖也出面协助解释。

  这项解释的工作需要耐心与恒心。1990年10月7日,我受邀参加马来/回敎专业人士座谈会,会上有些参与者批评讲华语运动(SMC)和特选学校(SAP)。

  吴作栋总理在隔天的对话会上,反问这些专业人士,如果停止SMC和关掉SAP,是否就可以解决马来族群的敎育问题?

  同年11月6日,前外长拉惹勒南也不满我在配合讲华语运动一项活动的讲词,写信给海峡时报,批评我的讲话内容。

  我在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反驳他的论点,引起一场“笔战”。时过境迁,觉得当时有些支节的争论没有意义;但在大的课题上,绝不能让他人对讲华语运动的曲解和误导。

  我于1981年5月离开政府部门,回囯学任教,但继续以麟记区议员的身份,留在讲华语运动委员会内,没想到在我离开文化部和卸下推广华语委员会主席九年后,須再度澄清讲华语运动沒有任何种族色彩,也不会损害非华裔人士的利益。

  改变家庭用语的决定

  每年讲华语运动开幕的那个月,民间团体、选区组织、大众媒体都会举办活动,鼓励华人讲华语、学习华语和在公共场合制造讲华语的环境。但是,这些活动不能有效影响家庭用语。

  广播和电视是深入家庭的传播渠道,要改变家庭的语言环境,最有效、直接的方法,是通过电台广播和电视,尤其是利用一些受欢迎的节目去影响他们。

  其实,讲华语运动的前一年,即1978年7月,广播电视台(RTS)已停止播放方言广告。但最有争议的措施,是1979年10月底政府决定把香港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配音为华语,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弹,不只是讲方言人士不满,不少受英文敎育者,和一些受华文教育者也投函中英文报章,批评配音使连续剧尽失原味,削弱它的娱乐性;有些批评者甚至说这措施等同于剥夺老一辈的娱乐。

  这些反应是决定实行这措施已预料到的,但批评有些情绪化和不客观。批评者忽略1974年以前没有粤语电视剧,当时播出的台湾电视剧收视率较低。 1977-79年,港剧观众人数逐步上升达近百万人次,主因是香港电视剧拍得比较好,剧情娱乐性高,演员演技精湛,绝不是因为演员讲广东话。其次,评论没客观的考虑华族观众群,有多少百分比是广东人?对讲闽南、潮汕、客家、海南与其他方言,以及少数非华裔观众而言,演员讲广东话或华语有什么差别?

  随着本地配音组员配音技术的提升,香港配音员加盟,配音水准越来越专业化。大多数华人也能以大局为重,用较客观、长远眼光,看待电视剧配音的措施,接受华语配音的港剧,配音的电视剧收视率也随着上升。之后,配音的措施也带来两个正面的影响:一是促进摄制本地华语电视剧,二是通过配音使到观众可观看更多元化的娱乐节目,如日本、韩国,甚至巴西的电视节目。后来中国电视剧水准提高,如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雍正皇朝》和近年来的《甄环传》《琅琊榜》等华语电视剧,吸引广大的观众群,进一步说明节目的内容和制作水平才是吸引观众的主因,不是语言。

  华语代替方言 英语渐成主体语言

  讲华语运动前20年是成功的。1998年新闻及艺术部对讲华语运动做了一项意见调查:91%认为这项运动是成功或非常成功。当时,华人最常用语是华语(46%),英语次之(39%),只有15%华人常用方言。

  图表一显示,敎育部对华族小一学生在家庭最常用的语言的:讲方言学生由1980年的64.4%,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2.5%;华语则由1980年的25.9%,上升到1989年的69.1%,后来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54.1%。英语則由9.3 %,增加到 42.4%。

  图表二显示,统计局1980-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,有关华族居民的家庭用语的改变。30年间,方言大幅度的下降,由1980年的78.8%,跌到2010年的19.2%;华语则由9.9%,上升到47.7%。英语由7.5%,上升到32.6%。

  图表二也显示,全体华人居民(包括永久居民),从2000到2010的10年间,讲方言减少11.5个百分点,华语只上升2.6个百分点,但英语却上升8.7个百分点,速度比讲华语的来得快。

  杨荣文部长在1998年为讲华语运动开幕时,也引用敎育部华族小一用语1980-97年间変化的数据,指出“我们必须密切观察这个趋势,并妥善处理,不然的话,我国讲华语的人口会大量减少,华文水准也会降低。如果大多数的华族同胞不把华文当成母语,只在学校学习,不在家里使用,这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。”

  他主张讲华语运动的宗旨不再是推广华语,减少方言的使用。“更重要的是,把华语提倡为华族的高层语言,同英语并驾齐驱……提倡华族的高层语言,有助于保存和发展我们文化的根源。”

  吳作栋总理在讲华语运动进入20年时,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访谈时,表示对新加坡人学习华语,但离校后不常用华语感到担心。他指出“这是投资上的浪费……真正的损失更大,这样下去,我们社会的本质会改变,它会逐渐变成一个以英语为主或西化的社会,价值观的问题就会产生,文化基石的问题就会出现,那将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社会。这对新加坡会更好吗?我不这么认为。我们就像一块漂流的浮木,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,缺乏把自己的囯家和別人区分开来的独立性。”

  20年后重看这段话,更令人深思、感慨。当我们的社会已逐渐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,我们扪心自问:我们已失去了什么?今后将失去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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